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？
后商，专栏作者，媒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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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漫长的转型期，中国的现代诗再一次隐藏自己的真面目，混入泥土，或者遁入这暂时不被生命所拥有的城市与原野。
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逝世纪念日。1989年3月25日，海子从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出发去往山海关。那天早上，好友西川的母亲似乎看到了正在步行去西直门火车站的海子，但她没敢去认。据西川推测，海子大概溜达了一整天，26日中午时分才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。这段火车是一条慢行道，此前已有三人在此终了自己的生命。傍晚，1205次火车驶过海子躺卧的那节铁轨。
诗人自杀在1978年后的文化生态中颇受瞩目。戈麦、顾城、马雁、许立志等多位诗人都以自杀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，其中少数人变成了符号，甚至神话。海子就是自杀神话中最耀眼的一位。
海子逝世后不久，其遗物纷纷被“掠走”，形象也一飞冲天，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诗人。当时，朱大可等批评者也就顺水推舟，将海子的自杀看作是自我献祭。西川则不以为然，西川认为最关键的，是要重新审视诗歌与生命之间的关系。“若我们仅把海子框定在一种形而上的光环之内，则我们便也不能洞见海子其人其诗，长此以往，海子便也真会成为一个幻像。”西川的这个预言早已成真。
海子逝世至今，人们似乎没有记住几个诗人。2000年前是北岛、余光中、汪国真，2000年后是余秀华、陈年喜。2000年左右的那几年则是一段混战，口语诗、下半身诗歌等民间诗歌竞相论证，而“学院派”诗人早已定下“规章制度”，排好了尊卑次序。
BBS时代、“北大新青年”匆匆过去，博客时代、短视频时代登场，诗人中成为名流的仅有余秀华一人而已。
2014年，余秀华的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实现了海子都做不到的裂变式传播。这首诗不仅成为网络流行语，还刊登在《诗刊》等权威媒体。此后每隔一段时间，余秀华就会撞入公众的视野。从“摇摇晃晃的人间”，到给歌手李健写情诗，再到和90后小生谈恋爱。余秀华稍有例外状态，热搜就会第一时间蹦到我们眼前。
余秀华和她的诗歌似乎“吃尽”网络时代的红利。过去十年间，余秀华成了大型活动的座上宾，严肃影像的主角，而诗集也颇为畅销。据“开卷”数据，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两个版本总计销量约40万册，而一般诗集也不过千册有余。余秀华的言论和行为都颇受今天的读者喜爱。她的通俗化比喻、感受性极强的痛语，和今天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和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网上网下颇有疑议、攻讦，但余秀华又怎会怕这样的议论。
2018年，食指和余秀华隔空对话，在《在北师大课堂讲诗》发布会直批余秀华，说，“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、看看书、聊聊天、打打炮。一个诗人，对人类的命运、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，想都不想……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？评论界的严肃呢？我很担心。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，是强调对历史负责。不对历史负责，就会被历史嘲弄，成为历史的笑话。”余秀华自然“怼”了回去。
食指所言其实无关余秀华本人，他的发言暗示了两种态度：
一是，诗歌不是生活情调。诗歌一旦变成了生活情调，诗意、深度、灵魂就没有可探索的余地，或崇高或日常都混杂在了加速的、可复制的生活之中，彼此根本没有多少区别。具体到余秀华的例子上，诗歌是什么，她几乎毫不关心，自以为生活先天地给予了关于诗歌的全部，仅凭对于诗歌的骨子里的爱，她就可以领会诗歌的全部。
二是，诗歌不应该只是诗歌。简言之，诗歌不应该只是诗歌圈、诗坛，以及一小撮学者的事业，诗歌的事业是公共的，是属于中国和汉语的。概言之，文化本位主义不可取。文化本位主义将诗歌简单地推到伟大、崇高的地步，且缺乏一种必要的辩证和过渡。持类似态度的诗人总是焦虑着，幻想着文学史的“位子”，在诗歌定义上过于执拗，对新鲜的浪潮也有苛责之嫌。
事实上，我们阅读和写作诗歌，从来都不应该只关心生活，或者只关心诗歌，两者兼顾才是公认的创作和阅读的方法。这样的诗歌是美好的，也是普世的。如果阅读萨福或者莎士比亚的诗歌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感官感受和思想神圣几乎是等同的，我们微小而崇高，脏兮兮而洁白无瑕。但这个观念在当下中国反而有些不合时宜。
▌这个社会还需要诗吗？
1978年以来，畅销诗集不超过百部，最高销量也未超百万。根据“开卷”数据，2022年中国诗歌类书籍网店榜单前三名都是余秀华的作品。其中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2022年销量为64908册，远超《海子的诗》的6050册销量。第十位《艾青诗集》销量是2004册。第二十位《北岛诗精编》是1089册。二十位仅有《张二棍诗集》是新人新作，其余大抵都是旧作新编，或者再版重印——题外话，开卷的数据，竟然将诗歌和戏剧合并在一个类目中。
另一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情况。加上余秀华、海子、顾城、汪国真、北岛等也入上榜前二十的诗人，仅有少数诗人如尹东柱、海桑、舒婷的累计诗集销量超万册。其余大多数在1000册到2000册徘徊。人们有多么不阅读诗歌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2016年至2021年，豆瓣年度读书榜单最受关注图书中，没有一本诗集。而近三年的微博热搜中，与诗歌相关的也寥寥无几。根据“微博热搜”搜索引擎，2019年至今仅有四个话题（#世界诗歌日##贾平凹女儿发表的诗歌引质疑##班主任用诗歌点名##古代诗歌中的数学知识#）。
其实，诗歌退出公共领域，是早已注定的事。用李建春的说法，“由于道德、精神等超验之物在诗歌写作的技术性中找不到位置，这个决不可缺少的向度被当作赘物一劳永逸地割除了，造成真正的道德亏空和精神贫乏。”
简单来说，现代诗没有了精神，人们也不相信这种精神。
西川在《死亡后记》也表明了这一点。一方面，社会对现代诗没有更开放的接受，另一方面，诗人群体之间彼此也相互对立。海子生前在当时先锋诗人的群体中仅有两三位知心好友，其他人除了骂战，大概都对其作品不以为然。
那是1990年代就开启的故事。在访谈中韩博曾对我说，“1990年代，诗人不再是八十年代那样的文化英雄，而是大众文化嘲弄的对象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诗人的形象，很能代表大众对于创造性文化的看法。我和马骅在复旦排过一部舞台剧，《玩真的还是玩虚的》，也在里面调侃诗人，算是一种自嘲……1990年代有一种无处可去的情绪，既然无处可去，海子吟唱的草原和麦田，自然而然成为农业大国的精神避难所。”
1990年代后，中国社会断裂再断裂，诗歌又怎么能轻易应对这些“远隔万重山”的情状呢？
相对中国现代诗的颓势，英语现代诗却仍然很可观。一来它有漫长的继承、改良、创新，工业革命以来的读者群和现代诗并不存在疏离，二来它在现代主义以来就神圣化了，和精英群体与机构都有很强的关联，英语现代诗始终没有整体排斥社会转型和文化改良。中国现代诗则大为不同，它处处受限，且还没有发展到蓬勃强健的状况，尽管我们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作。
英语诗歌相较于中国现代诗又一个明显的优势是，主题和内容的当代性。除了大家习以为常的后殖民主义、不平等、女性议题、口语与音乐、环境危机、黑人性之外，还有大量与历史和当代生活非常贴近的写作。比如特蕾茜·K.史密斯（Tracy K. Smith）的《火星生活》（Life On Mars）。诗人涉及当代社会的诸多议题，并宣示着一种新的信仰的诞生。越南裔美国诗人王鸥行（Ocean Vuong）的《夜空的伤痕》（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）里，诗人通过童年回忆、越南战争、移民困境描述了语言与生命的幻灭与重生。
相较之下，中国诗人或者很少触及深层次的历史和精神问题，或者并不愿意采纳公共的姿态和当代的思路触及这些，或者由于主动、被动，现实、个人的原因停留在乌托邦里。
以孙文波为例，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，但随着历史的乔装、下沉，孙文波和那上下代的诗人却感到有些无处落脚。孙文波诉诸经验，但问题在于，经验总是要被改造的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理性。而要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超越理性，恐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在孙文波成为山水者、诗人、工人、军人、学生之前，他来到童年之初的六十年代，那里没有停着什么超越，只停着一辆车，他望着它，像是要飞走，
于是当下的诗歌绕过了当代，书写历史、书写想象中的超越精神。并不是说它不曾将当代纳入其中，而是说，它所提供的不是当代实感、当代问题、当代想象。当下诗歌的主体不再是健康的主体，它是全主体的，或者说它的主体是溢出的、夸张的、臃肿的。而这与真实的诗歌存在较多的矛盾。
2020年末至2021年初，我有幸加入“读首诗再睡觉”参与编辑工作。这是由照朗等70后媒体人、文艺青年创办，是诗歌领域较好的自媒体，大约百万粉丝。它的顶峰在2015年到2017年。自始至终，主要撰稿和配音群体都是90和95后年轻人，尤其是后来。
“读首诗再睡觉”头条阅读量大约在1万到5万之间，近两年由于自媒体用户倦怠，以及选题内容等问题，阅读量下跌得厉害。我上一任主理人姜莱负责期间，头条阅读量大约在2万到3万之间，我接手时大约是2万上下，而到了我主理（但无实权）的尾声，这个数据已经跌到了1万多，现在则在1万左右徘徊。
这期间我发现了很多中国的社交媒体诗人。他们像2010年代的余秀华们一样，活跃在豆瓣，或者大大小小的诗歌微信群里。这其中还有一些颇受读者喜爱的社交媒体诗人，比如微博用户“_Aleksandr_”、豆瓣用户“punkpark”。punkpark经常在豆瓣发泄自己的激情，诉说自己的故事，跳脱、浪漫，又有反讽的意味。比如punkpark最新的动态：我学了一个不稳定的魔法：临睡前在五线谱上放上一颗颗小水果！……真的，可我没法证明我有魔法，我没法证明我的水果真的在五线谱上！punkpark的语言和感受代表了一部分当代青年的疏离、沉默、浪漫，其背后则带有着不少的残酷和压抑。正如其在一首诗歌中表示的，
整体上看，punkpark的诗颇为饱满，这让我想起康拉德·艾肯（Conrad Aiken）在《诗和现代人的心灵》中的话，“诗是人类征服可知世界的前驱。诗是额上流汗、手上流血、心里痛苦的人的绘像，牵涉到他的欢乐荒谬、淫秽……现在许多征象显示，诗可能再据有它原有的领土，可能再用宏大的声音，气元神足地谈论这个伟大神话的恐怖、微妙和壮丽。”
今天的青年诗人大多是隐士。他们在半地下的状态书写着生活和生命的问题。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诗歌、写作都毫无兴趣，它们不仅晦涩，还很阴沉。在写作这篇文章期间，我想起了仅有一面之缘的诗友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这位诗人叫朱锕朱。朱锕朱早已搁笔，偶尔会和朋友深夜把酒赠诗。当英语世界的8090后诗人已然登上大雅 ，成为新闻头条、文化符号，中国诗人还在苦苦操练自己的语言，惶然地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。这是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需要忍受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时期？然而无论如何，在这漫长的转型期，中国的现代诗再一次隐藏自己的真面目，混入泥土，或者遁入这暂时不被生命所拥有的城市与原野。